网易解读529期：减少管制方能医治经济腐败

semico_ljj

网易解读529期：减少管制方能医治经济腐败

网易财经6月1日讯 近日，《环球时报》一篇名为《反腐败是中国社会发展的攻坚战》的文章因为宣扬“腐败在任何国家都无法‘根治’，关键要控制到民众允许的程度”而引起轩然大波。腐败问题，尤其是经济腐败是中国当下头等病症之一，我们该如何看待与应对？
经济腐败源于管制，要为“腐败次优”论正名
“腐败次优”论是指腐败改善了管制引起的低效率
《环球时报》的这篇文章不禁让人联想起过去甚嚣尘上的“腐败次优”理论，据说几位自由派经济学大佬都交口称赞腐败，并认为腐败利于经济发展。我们不妨仔细审视一下“腐败次优”论所指何物。
经济腐败源于管制。没有管制，管制者就没有设租的空间，经营者也没有行贿的余地，腐败就不能发生。坏的管制和调控会使得市场偏离有效状态，而通过腐败，管制者可以帮助经营者回避对他们不利的政策，让不能发生的交易达成，最终经济效果来得比严格管制好。
以山东魏桥集团自备电厂对外供电为例，若当地政府严格执行《电力法》和《电力供应与使用条例》，魏桥电厂只能自发自用，不能跨出墙外，附近居民就无法享受低于电力部门2/3的电价，而附近工厂也不能享受两毛钱每度的价差。如当地一家面粉厂的副总所称，像他们这种低利润企业，要是不用魏桥集团的低价电，根本难以生存。
魏桥集团所在的邹平县政府之所以放任魏桥集团的违规供电行为，当地供电局人士认为或有“深层原因”，暗指魏桥集团和当地政府存在利益勾结。但这种利益勾结，不管是直接的行贿，还是通过利税间接的输送，却使得自备电厂能够出墙供电，达成了多赢的局面，还冲击了电网的垄断，最终改善了资源配置。
“腐败次优”论是严格假定下的结果，并非为“腐败”本身辩护
必须清楚的看到，“腐败次优”是政府管制为既定事实下的逻辑结果。也就是说，只要管制难以消除，腐败寻租活动是能够改善资源配置，部分地恢复价值创造的。这是经济学常识，并不高深，却容易让人误会。
在网上妖魔化经济学家的风潮下，因为支持“腐败次优”论而被群起攻击的经济学家大有人在，首当其冲的是张五常（[url=]微博[/url]）、张维迎和张曙光。张五常早在多年前的一次讲座中，就否认说过“腐败有利于经济发展”。而张维迎更是多次辟谣，譬如一篇流传甚广的名为《腐败推动社会转型》的文章就并非出自张维迎之手。
在《市场的逻辑》一书中，张维迎更是清楚地否认自己在为“腐败”辩护，他写到：“我在1994年说过，如果我们不从根本上改变政府统治经济的体制，不减少政府的行政审批权，私人产品领域的腐败反倒是一个‘次优’选择。有人说我在为腐败辩护，其实是误读了我的观点。”是的，赞同“腐败次优论”和赞同腐败是两回事。腐败当然不是什么好现象，但想不减少管制而反腐败难上加难。
长期容忍腐败，腐败或成为永久性制度
腐败被长期容忍，就会成为明确的权利
《环球时报》的文章提到了“为人民服务”的官方政治道德和现实的落差，以此解释中国“腐败痛苦感”高的成因。是的，政府官员本质上和市井百姓差别不大，把他们看作“为人民服务”的天使不切实际。把他们也看作人，看做约束条件下最大化自身利益的行为个体，反而有助于我们分析他们的行为。
腐败是政府官员谋求私利的途径。因此他们有着实施和维持管制的强烈动力，而编织管制的借口再容易不过。腐败被长期容忍，就会成为被明确界定的权利，像其他权利一样可以转让、分配、继承和出售。
在刘志军一案中，山西女商人丁书苗是个关键人物，她通过安排铁路建设项目、操弄中标结果获得中介费高达8亿元。而向丁书苗这样一个私企老板行贿者中竟不乏大型国有企业。这里我们看到的是正是刘志军腐败的权利向丁书苗的转让和分配。
张五常曾担心腐败成制度，中国成印度
这种腐败成权利的现象正是张五常过去所担心的，他在1996年的一次研讨会上说：“当我听说1985年中国出现了大规模腐败，腐败取代了以等级制为基础的后门交易时，我鼓掌欢迎。但到了1986年，我开始担心起来。因为腐败能发展成为一种制度，能变成一种永久性的制度。”
这种腐败成为明确权利的典型便是印度。在印度，腐败遍地开花，政坛是“小官贪小钱，大官贪大钱”，民间看病、求学、考取驾照、领结婚证甚至修水管都要行贿。印度的腐败已经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令全民愤恨，却又挥之不去。印度殷鉴不远，中国又如何可以任由腐败发展，提倡容忍腐败呢？
经济发展未必有助于遏制腐败，减少腐败要釜底抽薪
遏制腐败不能坐等经济发展
《环球时报》一文称：“反腐败不完全是能够‘反’出来的，也不完全是能够‘改’出来的，它同时需要‘发展’帮助解决。”那么经济发展能否促进腐败的减少呢？从历史来看，很难有乐观理由。
以明朝为例，开朝朱元璋严刑峻法、整饬吏治，但到了嘉靖至万历的近百年间，皇帝慵懒，腐败孽生。与此同时，市场经济却枝繁叶茂的发展起来，经济总量占了世界三分之一。这样的经济发展未能遏制住腐败日趋的势头，万历年末情势急转直下，明王朝陷入财政困窘、民生日蹙、市场凋败的穷途末路，最终衰亡。
新加坡和香港也都是腐败一度盛行的地区，但都在不长的时间段由乱而治。他们的反腐之路并非坐等社会发展解决问题，而是痛下决心多层次限制权力的结果。
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从根本上减少经济腐败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加里・贝克尔曾说：“永久减少腐败的唯一方法是大幅度减少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在大多数国家，首要工作应该是取消大量琐碎的管理法规和法律，因为他们弊多利少，同时诱使企业家去影响官员。”


最近，新一轮经济刺激计划又要启动，熙熙攘攘，皆为利来，不知道其中又要产生多少寻租的机会、腐败的勾当。不搬开政府干预经济的这张大手，道德反腐、制度反腐、民主反腐等等都是纸上谈兵。
减少腐败，要从源头上入手，釜底抽薪才最有效。消除经济领域的管制和行政垄断，取缔恶法和形形色色的管制条例，打破政企不分的畸形结构，最终限制官员的权力范围，才能将腐败扼杀在襁褓中。
结语：经济腐败源于政府对经济的管制。长期容忍腐败会使腐败权利化，形成制度性腐败。经济发展无助于反腐败，唯有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才能切实反腐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