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历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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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历史观


缺少对中国当代文化、政治和历史间相互依存关系的了解，造成了目前西方人对中国的困惑、愤怒和恐惧心理。

  
在商学院中，有关“学科领域研究”的争吵从未停止过，学科领域研究——即类似亚洲研究、拉丁美洲研究——是学术界的一项传统，尤其是在人文领域。得益于外语学科领域研究助学奖项目和富布莱特基金等联邦政策，学科领域研究在学术界有了深入的发展，让我们了解世界各地的历史和文化。社科领域中曾出现过众多伟大的学者，他们都具备强大的学科领域研究背景，比如David Lampton、Ken Lieberthal、Mayfair Yang、Andrew Walder、Thomas Gold、Barry Naughton等等。

      然而，商学院目前在逐渐地回避学科领域研究，转而追求建立在资本运作机制基础上的商务课程。在80年代，当全球化商业趋势已经不可避免的时候，人们对商学院形成了以下三种观点之一：

      第一个观点是，资本主义的基础是理性的、以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个体。文化和历史并不十分重要。学生们把大量时间投入到金融和会计的数学模型中，并且受益匪浅。

      第二种观点是，如果我们希望了解国际商务环境，那么我们必须学习资本在各个国家之间的流动。这是国际商务学科的基础理论，自然非常重要，但它依然在某种程度上回避了深入的文化和历史研究。

      在商学院中流传的第三种观点是追随荷兰社会心理学家Gerte Hofstede，号称要深入研究文化内涵。然而，其实质内容相当肤浅，在这里不值一提。

      我个人的观点是，我们要充分进行学科领域研究。对文化和历史的深入了解，可以让我们更敏锐地洞察政治动机、文化差异和社会习俗，而所有这些都是理解商业环境的关键所在。如果商学院开设学科研究的课程，将有机会研究商业、文化和历史的交汇所在，只有这样的学术氛围才能培养出与上面提到的那些当代伟大思想家所比肩的人物。

      这和中国有什么关系呢？很简单，为了更好地了解中国及其目前的发展状态，为了在21世纪成为中国最大的经济对手和合作伙伴，美国就必须先对中国的文化和历史有深厚的了解。

      美国对中国的了解往往是狭隘的、经过层层过滤的，从毛主席到天安门广场的简短历史，在美国人看来是不屑一顾的，或者从美国商人的角度来说，仅仅是“关系”的历史。缺少对中国当代文化、政治和历史间相互依存关系的了解，造成了目前西方人对中国的困惑、愤怒和恐惧心理。

      我经常访问中国，也无数次被政府官员、商界领袖和学生问到有关中国的政府、政治和经济问题。因此我深刻地意识到，把美国人和中国人隔开的是双方的无知。这种分歧往往来源于西方人抱怨中国对外国有关人权、个人自由和实现真正市场经济等问题顽固不化的态度。

      然而，在今天所有这些问题的背后，有极为复杂的历史背景。过去50多年来，中国藏在政治隔绝和贸易壁垒的高墙之后，为的是阻止西方入侵其边境，并遏制西方对其经济和文化所施加的影响力。看起来是任意胡为的政策有着深厚的历史原因。中国在西方列强的蹂躏下度过了一个漫长、屈辱的时期，现在的反应再正常不过了。

      在2000多年的历史中，中国一直自居为世界的中心。它是朝贡时代的“中土帝国”，周边小国对“天朝帝国”称臣。它的地位在18世纪和19世纪达到顶峰，中国在那时掌控了世界经济的三分之一。若干个大都市的人口以百万计（当时欧洲人口最多的城市是巴黎，有10万居民）。中国还是世界科学技术发展的领头羊，其发明包括火药和印刷术。

      然而19世纪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让世界改变了观点，中国至尊无上的地位一去不返，中国人对西方的态度也产生了逆转，而且一直延续至今。在50年的时间里，三场战争改变了中国的面貌。从1842年开始，英国在两次鸦片战争中轻而易举地击败了中国。1895年结束的中日战争，让从前俯首称臣的日本击败了中国领主。

      回顾这段历史具有重大的意义。1830年之前，广州是唯一对西方商人开放的港口，即使如此，中国的对外贸易依然保持巨大的顺差。西方商人购买大量的丝绸、茶叶和瓷器，中国商人收入了大量的白银。之后，西方人逐渐发现了一个贸易增长的机会——来自印度的鸦片。为了打开中国市场，英国商人向中国大量输入鸦片。

      由于担心鸦片的毒性，清朝的道光皇帝下令没收并销毁进口的鸦片。毫无疑问，这种自卫政策引发了大英帝国与中国的前两次鸦片战争，英国政府为了贩运鸦片的权力而与中国开战（就好像是墨西哥为了在美国边境城市出售毒品而与美国开战）。

      英国民众并没有丧失这场与中国战争的是非观。英国学者Thomas Arnold在1840年3月写给W. W. Hull的信中说：“我实在记不起，在历史上还有哪一场战争是如此的蛮横和卑鄙。对我来说，为了走私贩卖有害的毒品而与为之抗争的中国开战，哪怕以侵略领土为目的的战争也及不上这种邪恶的初衷……”

      中国无力抵挡强大的英国军事力量，最后被迫于1842年签订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1843年又签订了补充条约，中国的权力、独立和尊严丧失殆尽。条约规定，向西方开放贸易港口，限制中国的关税，给予大英帝国最惠国待遇，并赔偿英国商人被销毁的鸦片损失。更令人震惊的是，与英国、美国和法国之间的条约允许西方商人无视中国法律，可以在中国境内随意出入，最终导致中国被英国、法国、美国、德国、俄罗斯和日本列强瓜分。

      当中国沦为国际腐败和政治混乱的受害者，并且遭到外国列强大肆劫掠的时候，一个中国的地下团体“义和拳”得到了民众的支持。这个组织被西方人称为“拳匪”，他们的目标是驱除西方人和中国的基督教信徒，并且毫不忌讳动用武力。中国政府和外国力量相继无法阻止他们对西方在华领地的进攻，外国列强于是动用军队保护自己的领地，最终在两年后消灭了义和拳。义和拳运动结束于1901年9月。

      中国的尊严和地位再一次遭受了外国列强的打击，外国人可以在中国更加肆无忌惮地争权夺利。清朝在1911年覆灭，中国开始共和制。那时的国家政权极为孱弱，南北派系（军阀和共产党）相互争斗。

      1929年，国民党集结力量，消灭了北方的军阀和共产党，把分崩离析的国家整合在一起。30年代，共产党与国民党联合，在蒋介石的领导下击败了日本人。最终，中国共产党从国民党手中夺取了政权。1949年10月，毛泽东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蒋介石带领国民党逃往台湾。

      中国与西方关系的历史充满了屈辱、不信任、不可告人的动机和道德的沦丧。尽管中国在与其它国家交往中也并非完美无缺，但它有理由怀疑外国人希望与它建立贸易关系以及在国内开展生意的动机。

      总之，是外国人的行为让共产主义在中国崛起，让毛在此基础上形成对西方的怀疑态度。中国难道不应当质疑西方人貌似诚恳的态度和共同发展的愿望吗？美国人，尤其是美国公司，在试图与中国、中国公司和中国人民建立关系的时候，应当牢记这段历史。

      同样，要了解中国目前的经济崛起，我们还是要回顾历史，把这种伟大的成就与其背后的政治经济制度结合起来分析。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初，毛泽东被很多中国人视为中国在西方列强足下屈辱世纪的救世主。中国曾经是“中土帝国”，但在贪婪、自私、寻求钱财和领土的西方国家面前被彻底打倒了。对共产主义者来说，如果中国要重拾自尊，必须要彻底改造自身，抵制外国势力，并且建立一个可以把政治、经济和社会价值观结合在一起的有效政府。

      当共产党在1949年10月1日宣布“新中国”成立的时候，毛和他刚组建的政府雄心勃勃地想要塑造一个新的社会。共产主义主要还是一个农村运动，所以控制城市就是掌控这个国家的关键一步。党的策略是通过大规模的运动来动员群众，让共产主义思想得以扩散。受此思想影响的人被提拔为城市管理者。

      这一系列运动开始于1950年的抗美援朝，贯穿了政府的第一个五年执政期。外国人被驱逐；数万人被公开处决；权力得到了巩固。

      这些运动不但破坏了社会安定的环境，还为中国的新型经济体设定了基调。城镇经济主要依赖劳动的个体和作坊；在农村地区，形式主要是集体和公社。这些方式积极地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同时也塑造了中国社会的新秩序。

      在苏联的帮助下，中国采取了苏维埃模式的国有产业制度和五年计划。在这种精心规划的模式下，国家形成了一个制度严密的等级组织。党的计划通过中央政府（位于北京）、22个省、5个自治区和3个直辖市贯彻执行。下面是2200个镇级政府和大约1百万个共产党支部。在这个体系内，资源汇总到政府最高级别，再按需分配。

      早期第一个五年计划似乎颇有收效，工业生产明显提升。尽管如此，50年代逐渐出现了一些重大的经济问题。例如，消除私有制以后，政府虽然控制了整个经济，但也压制了市场竞争。工人谎报生产数据、积存产品，最终造成产品短缺。

      为了应对政权当时所面临的一系列挑战（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毛自己发动的“百花齐放”运动），毛实施了灾难性的大跃进运动，目的是让中国从农业经济转向工业化和集体户的共产主义社会。在农村地区，合作社被改为人民公社。到1958年底，74万个合作者被整合成26000个人民公社，共有1.2亿农村社员家庭，相当于99％的农村人口。

      毛的新政无法保证生产，也无法满足中国人和苏联人的胃口。在1959年到1962年期间，大约有2000万中国人因饥饿而死，毛的声誉遭受重创。于是，毛与强硬派共产党知识分子联合，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对中国社会的“四旧”宣战——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但这场运动的主导权被交在红卫兵手中，最终运动的发展失去了控制，红卫兵与人民解放军之间发生了恐怖的冲突。

      1967年9月，所有领导人，包括党内的激进派，都认为混乱已经不能在继续下去。接下来的矫正运动让成千上万的红卫兵被“遣送”到农村去接受“再教育”。很多年轻人在农村度过了十年田间劳作的生活，直到毛在1976年去世之后才返回城里的家中。

      有那么一段时间，毛的去世似乎并未造成中国社会的巨大变化，因为保守派领导人华国锋作为他的继承人，沿袭了毛的经济和社会政策。1976年10月，文化大革命激进派领导人、臭名昭著的“四人帮”——江青、王洪文、姚文元、张春桥——被华国锋批准逮捕。他们的罪名是文革中过分的行为，华同时被提名为毛的继承人。

      直到此时，中国远见卓识的经济先驱、当前经济成功的主要功臣邓小平在1978年成为了中国的领导人。邓是一名狡诈、有思想的领导人，他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两次清除出党，在一些权势朋友的帮助下，他被恢复名誉，重回领导层。作为一个务实者，邓认为经济改革势在必行，通过彻底改造中国的经济社会体制来延伸自己的政治力量。

      但改变并非一帆风顺。从1976年开始的一项十年经济发展计划目的是让国家回到文化大革命之后的发展正轨，到1978年，现状已经远远落后与目标。为此，邓准备让中国在经济上彻底转型，在目前的社会主义体制中引进一套政府可控的自由模式。

      1978年12月，当邓在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公布他的经济改革前景时，中国人似乎还有些犹豫。邓知道，他的计划不能完全脱离毛的经济基础，但他希望逐渐改善经济，在广泛的环境下测试各类政策的效果，让政府逐渐退出对经济和社会的管控。他还明智地把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与外国的投资和技术结合起来。

      从80年代到90年代，西方的经济学家和制度专业人士都认为，转化共产主义社会的必经之路是迅速实施市场经济制度。邓则坚持走一条循序渐进的道路，他称此为“摸着石头过河”。因此，中国的道路全然不是风卷残云的变化。俄罗斯等国家听从了西方的建议，迅速建立起市场经济制度，国家在经济中的角色迅速淡化，一口气私有化所有的财产。中国则不疾不徐地做着改变，从1978年一直到今天。

      中国的经济改革是有条不紊的，与此相关的制度改革也是如此。政府最高部门的内部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地区和城市政府权力越来越大。90年代，中国经历了一系列法律改革，建立了一套令人兴奋的法律体制，为个人和企业获取挑战政策的权力奠定了基础。而且，中国的劳动力市场蓬勃发展，工人们逐渐恢复了自己的权力。尽管有些人会说，这些改革措施并没有得到完全的执行，但这毕竟是今后变化的迹象。

      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是最具经济活力的国家。这种向资本主义的转型过程，得益于以下三个基本原则：1，政府逐渐放手经济，没有私有化过程，一样可以让经济转型；2，逐渐增长的外国投资；3，支持经济变化的法制体系逐渐合理化。

      必须承认，这是一个漫长改革过程，但在中国复杂的经济和政治历史中是至关重要的。中国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化过程的指导者，以及与西方交往的政策制定者，必然会保持社会最大程度的稳定，同时又可以让人们接受这样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