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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金融时报》7月29日文章】题:中国模式背后的真相(作者里奥·霍恩)
今年秋季,中国将迎来奥运会之后的另一个历史里程碑——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有很多东西值得庆祝。
30年前,中国与世隔绝,举步维艰,贫困率与马拉维不相上下。如今,中国已加入“超级联赛”:中国经济增长了9倍,成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在这段时间里有两亿人脱贫,数量惊人。中国现在持有1.75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并已成为第一大贸易国和外国直接投资目的地。可以理解,这一成就使得世界上很多人深受启发。所有的发展专家和理论家都在鼓吹“中国发展模式”,将其作为支持他们的异类发展理论无可争议的论据。
发展中国家领导人也正将目光转向中国,寻找他们自身发展困境的解决之道。从委内瑞拉到越南,对于所谓的“中国模式”,其吸引力随处可见。伊朗、叙利亚和其他中东国家邀请中国专家给高级官员和学者授课。在劳尔·卡斯特罗的一次访问之后,中国派了一位助手去古巴,给数百位古巴领导人讲授社会和经济改革。
显然,中国在某些方面走对了路子。例如,致力于出口导向型的增长和逐步放宽价格,结合对外开放体制,无疑有助于高速而持续的经济增长。高储蓄率、在大规模发展基础设施中进行先期投资、快速城市化和良好的投资环境,无疑也是经济成功的关键因素。然而,是否过去30年中的战略决策和非决策累加起来便形成了成熟的发展模式?
“中国模式”一说至少有三重含意:成功、可复制性和周密计划,这三个方面都还有待商榷。
应该实事求是地看待中国的成就,其过去30年的经济表现在可比的增长阶段实际上还不如其东亚近邻(日本和韩国)。更重要的是,中国的生态危机、社会差距拉大以及地方腐败与经济成功形成了强烈反差。在所有这些领域,伴随着经济改革的是形势的恶化,这引发了广泛的不满,并危及未来经济增长。
中国在很大程度上依然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人均收入不及博茨瓦纳或安哥拉,三分之二的入口没有健康保险。中国面临着艰巨的挑战:如何应对这些挑战将是其成功的真正考验。
中国的经验有多少可以或者应该输出值得怀疑。
“经济自由加政治压制”是对“中国模式”十分普遍的概述。认为这会为威权政体制定蓝图的建议是具有误导性的,也是危险的。相对的文化趋同,将长治久安和维持社会和谐置于个人利益之上的价值体系,为经济自由优先于政治自由的社会契约提供了支撑。
此外,中国的幅员和历史独一无二,有助于解释其经济崛起。中国在过去曾多次成为经济超级大国。近在1820年,中国占全球GDP的30%,因此,在足够长的时间里,我们所看到的是回复到从前的趋势:中国也许仅仅是在超级大国联盟中重新获得应有的位置。中国之大本身也是一个诱因:大量的潜在廉价劳动力和十多亿消费者的市场前景,使得中国本来就具备国际资本吸引力。
最重要的是,“中国模式”这一概念掩盖了中国经济成功最重要的因素:把握机会。中国不是沿着预设的路线发展经济的,而是走一步看一步,在实践中学习,对于非预期结果和无法预见的事件灵活应对并注重实效,符合邓小平所推崇的“摸着石头过河”。
毫无疑问,中国在过去30年的经济改革历程中可以得出很多有益的经验。但是,中国的改革方式也许比其实际的政策更为有趣。中国的改革是由实用主义和摸着石头过河的方式逐步推进并调整的,而非执着于某种固有的理性并受意识形态限制的经济发展模式。
中国改革者的智慧是“让路”,为试验和地方自主性留出空间,抓住总会到来的运气成分并巧妙地加以利用。如果真有一条经验,那就是对改革持开放和实事求是的态度。
[ 本帖最后由 iiistony 于 2008-7-31 10:51 编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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